1991年的春天，人们欢快地哼唱着《潇洒走一回》，候鸟一样结队南飞。那年我7岁，依稀记是清晨，父亲天没亮便收拾行李，将母亲送上了南下打工的列车。11岁的姐姐给我和1岁的弟弟做了碗面汤当早饭，待到天黑时分，父亲才匆匆赶回，瘫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不愿意说，弟弟在摇篮里哇哇地哭个不停……
    两年后，姐姐选择辍学出外打工。从此，父亲显得越发沉默。所幸母亲和姐姐每年春节都会回家小住，父亲早早算好时间，提前赶去火车站迎接，我与弟弟到村口等待。她们在山垭口出现的那一刻，是我整个童年最温暖的回忆。母亲和姐姐穿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喇叭牛仔裤和鲜红的呢子大衣，笑盈盈地走来，父亲挑着行李紧随其后，佝偻的身影在冬日阳光下显得卑微而刺眼。温暖是短暂的，转眼间又到了她们出发的日子。
    儿时我经常会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间漆黑小屋内苦寻出口，它是有门窗的，我确信。那时，村里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秃尾龙”。奶奶告诉我一个民间传说，很久以前有一条小恶龙，整日兴风作浪，村民祈祷上天施以惩罚，天庭震怒，降以雷电断其尾，以碗口粗铁柱镇压于古井之中，咒曰：铁树开花日，方得翻身时。母龙日日匍匐于井边哭泣，泪尽至泣血，三千年血水浇灌，铁柱终究开出红花，母龙离世，小龙得救了。稍大以后，我才明白故事里的寓意，只是不明白为何故事里只有母龙没有公龙？那一年奶奶去世，此后母亲和姐姐相继南下。每天放学回家我便把自己关进房间里，再不去村里胡作非为，成绩突飞猛进，恶龙斩去尾巴蜕变为全村的榜样，父亲固是欣慰，只是我仍然难过，失去的似乎便永远失去了。
    收花生是村里所有孩子的必修课，好学生也不例外。暑期结束前一周，父亲卖了西瓜，虽刨去学费后所剩无几，但仍会买些零食饮料。将汽水和西瓜提前放置于水缸浸泡一夜，翌日清晨出发，到了地里，父亲会将油纸伞绑上竹竿插在地上，用蛇皮袋装些柔软的稻草当坐垫，汽水和西瓜仍微凉，须得棉衣包好放进草丛，而后开始劳作。他负责将花生从地里拔起，捆成一捆抱过来，我便坐在伞下将花生果摘下来放进篓子里。待到晌午时分，父亲站直了身子，掀起破烂泛白的蓝色背心擦汗，烈日下裸露的脖颈和臂膀青筋暴起，肌肤黝黑发亮，这便是我对男子汉最初的印象了。
    树荫下的对话是父子间少有的平等交流，父亲对数学颇有兴趣。小学六年级那年，适逢刚结束数学竞赛，我便拿一题与父亲探讨。父亲思索良久不得，只好作罢。过了许久，父亲得意地告诉我答案，我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觉得父亲很有趣还一直惦记着这道题。父亲年轻时成绩不错，更兼得一手好字，高中后在村小学任教，数年后归而务农。多数时父亲予我而言更似布道者，说起人生道理总是滔滔不绝，而后必遥想当年。终有一日，我忍不住打断他，“你当年成绩那么好，为什么没考上大学呢？”父亲张了张嘴不知是要训斥还是想争辩，终究无言以对。那一刻，我并不清楚十年动乱对他们那代人意味着什么，只知道是我赢了。
    中学后我便极少回家，及至大学，学费贷款，勤工俭学外加奖学金可以自给自足，于经济上似乎更无回家理由。印象中父亲也从未主动联系我或去学校看望。上学、恋爱、结婚、生子……关于人生的重大选择，父亲基本没有给过任何意见。人说父爱如山，于我而言，父亲更像在山的另一边，我们之间终究隔着些什么。直到前几年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近来常常抱怨我不给他打电话。于是我提出让他搬来同住，父亲虽然拒绝，但特别高兴，逢人便说儿子不错，要接他去大城市居住。我意识到，父亲真的老了。
    父亲查出肺癌晚期已是去年六月的事，拿着医院检查报告单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选择告诉他真相。“癌细胞就像是稻田里长的稗草……”我尝试着用父亲能够理解的语言向他阐述癌症的病理，父亲听得很认真，甚至带着些许崇拜，曾几何时，我不也是这样听父亲讲道理吗？今年五月，因工作需要我出差去孟加拉国，临行前，父亲特地从医院赶来送行，晚饭后我送他到地铁站口，父亲郑重地说，“出国后照顾好自己，我的病自己心里有谱，肯定能等到你回来的！”说完转过身，顺着楼梯试探着迈开脚，一步一步慢慢走下台阶，没有回头。地铁里传来歌声，“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生命留下/留下来的散文诗/几十年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张旧报纸……”
    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的情况不容乐观，我挂断电话后久久地伫立窗前，眼看着雅鲁藏布江与恒河之水从千里之外的喜马拉雅山脉携手而来，翻滚的潮信慌乱地拍打着河堤，又决绝地奔向大海。孟加拉湾的海风裹挟着灰白色砂砾漫天飞舞，不远处帕亚拉电厂的烟囱高耸入云，白色的烟柱与乌云缱绻悱恻，夕阳余晖未尽，东方天空中隐约升起一轮满月，中秋将至，去国怀乡，忧思难忘，月下故土想必会是万家灯火，阖家团圆。（王述真）